在有蹄哺乳动物的谱系当中，奇蹄目和偶蹄目或许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两个类群。但这两类动物的命运，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：奇蹄目正在走向衰落，除了马一枝独秀以外，貘和犀牛的日子都不太好过;偶蹄目则处于繁盛时期，这或许是因为相当多的偶蹄目动物具有反刍能力，可以更好地利用食物中的营养。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羊，即是偶蹄目动物中的典型代表。

　　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家羊，都可以归入山羊和绵羊这两个类别，而它们又都属于偶蹄目当中的牛科羊亚科。羊亚科是牛科中分布最广，成员最复杂的一个亚科，其下又进一步划分为高鼻羚羊族、羊牛族、羊羚族和羊族。而只有处于“羊族”中的20多个物种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羊”。

　　按照目前通行的分类方法，羊族被划分成绵羊属、山羊属、蛮羊属、岩羊属和塔尔羊属这5个属。其中，蛮羊属、岩羊属、塔尔羊属各包含1、2、3个物种，分别是蛮羊属的蛮羊，岩羊属的岩羊和倭岩羊，以及塔尔羊属的巨角塔尔羊、阿拉伯塔尔羊和喜马拉雅塔尔羊，这些都是纯粹的野生羊。而山羊属和绵羊属则有着“七上八下”的昵称，也就是说，这两个属分别包括了7个和8个物种，其中就有作为家畜的山羊和绵羊。

　　追寻羊的祖先

　　现代生物学研究在尝试勾勒作为家畜的山羊和绵羊被驯化的过程。目前的理论认为，无论绵羊还是山羊，都可能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物种驯化而来的。就像欧洲家鹅和中国家鹅驯化自不同的鸟类一样，世界各地的家畜绵羊和山羊也很可能是分别驯化而来的。比如说，今天作为家畜的绵羊，可能(依地域不同)分别驯化自摩弗伦羊、赤羊、盘羊等物种，分子生物学研究则表明摩弗伦羊的“贡献”似乎更大一些。家畜山羊的祖先，则可能是中东地区的捻角山羊，或者其他的野生山羊。

　　作为人类进入畜牧时代的起点，山羊是人类驯化的第一批家畜，随后才是狗、驯鹿和绵羊等动物(也有研究认为绵羊略先于山羊被驯化)。最早的驯化尝试，很可能充满了偶然和诗意化的场面：在相当于今天伊朗的山地，一只出生不满3天的捻角山羊被人轻易地捉到了。当男人把这个猎物带回洞穴，即将杀之果腹时，女人出于母爱本能，把这只可爱又可怜的小生灵收留了下来……当人类逐渐懂得不必立即杀掉所有捕获的动物，而是尝试蓄养一部分，待到有所需要再屠宰的时候，人类畜牧业的黎明就到来了。

　　现代考古学的研究也表明，从目前已有的证据来看，绵羊和山羊成为家畜的历史，很可能都是从西亚开始的。在位于伊朗高原上的阿萨巴，人们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驯化羊的证据，这被认为是最早一批被驯化的羊。在伊朗和与之相邻的伊拉克，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驯化羊的证据还有不少。比如说，伊拉克的扎维·舍米·萨尼达遗址，还有伊朗和伊拉克交界地带的扎格罗斯山脉，分别发现了很可能是被人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的遗骸。

　　国人将羊赋予吉祥含义

　　虽然羊作为家畜的“起点”，已经被考古学研究大体确定;但相比于其他家畜，中国先民开始养羊的时间节点，直到今天也仍然不够明晰。在时代上处于公元前6500~5000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，曾经出土了少量的羊骨，以及应该是以羊为原型的动物型塑品，时代上更晚一些的西安半坡遗址中，也出土了羊骨。但这些标本对应的羊，很难说明究竟是野生动物还是家畜。

　　足够确切的家畜绵羊的证据，则要到时代上处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方才出现。在这些位于青海省和甘肃省的遗址中，人们的墓葬里出现了用于随葬的绵羊的骨骸。基于这些考古证据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，中国先民饲养绵羊的历史，可能开始于公元前3600~3000年左右，地点则大体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和青海省。至于“中原”地区养羊的历史，则更要推后到公元前2500年乃至更迟。不过，中国先民饲养的羊，究竟是从西亚传入，还是自行驯化所得，仍然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方能说清。

　　青铜三羊罍，商早期（前16世纪-前14世纪），平谷区刘家河遗址出土。

　　福建省博物院馆藏文物 ：青釉羊身插器

　　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到了距今大约3000多年的西周时期，羊已经是常见的家畜。而且，很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，羊就被赋予了吉祥的含义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能够从汉字中看到这种痕迹：吉祥的“祥”，新鲜的“鲜”，美丽的“美”，甚至善良的“善”，均出自于“羊”。周代是一个以礼仪制度支撑的朝代，而在重要的祭礼上，总少不了羊的“身影”。

　　而《礼记》中记载的中国第一份宫廷宴席菜谱“八珍”，也至少有3道菜要用到羊肉：“熬”是指烘烤的牛羊肉脯，“捣珍”是牛、羊、鹿的里脊肉混合制成的肉脯，“渍”则是以酒腌制的牛肉和羊肉。还有一些说法认为，同样位列“八珍”的“炮豚”和“熬”，也分别是烤羊羔和羊肉丁饭。

　　羊皮成纸，传递文明

　　除了提供美食，羊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。用于祭祀的羊，成为人们与祖先或者神灵沟通的工具;而在传承文明方面，羊的“贡献”也不可磨灭。

　　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，世界各地的人们分别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书写介质，来记录自己文明的痕迹。中国人使用竹简、木简和丝织品，古埃及人使用莎草纸，古印度人使用树叶，两河流域的先民则用泥板来刻录楔形文字。但所有这些古老的书写介质中，应用最为广泛并且与纸张长期共存的，或许就是羊皮纸。

 　　《十戒》羊皮纸文稿的完成年代距今已有两千年了，却保存完好。

　　羊皮纸或许是“希腊化时期”最重要的技术发明。所谓“希腊化时期”，也就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北非、西亚、中亚和希腊世界算起的大约3个世纪的时光。在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之后，他创立的庞大帝国被其部下分割，建立起不同的王朝。

　　在埃及，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图书馆，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;唯一能够与之竞争的，就只有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帕珈马图书馆了。为了防止亚历山大图书馆被超越，托勒密王朝禁止运送莎草纸出境，以确保竞争对手无法得到书写介质。作为对禁运令的回应，帕珈马方面开发了最早的羊皮纸。今天，英语中的“羊皮纸”(Parchment)一词，就来源于帕珈马这座城市的名字。

　　羊皮纸的制作方法，是用石灰水浸泡羊皮，以脱去羊毛，再经过两面刮薄、拉伸、干燥、打磨等程序，最终得到一种轻薄和便于携带的书写材料。人们用芦苇等纤细的管状物品蘸上墨水，就可以在羊皮纸上书写文字了。随着羊皮纸及其制造技术的传播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这是一种比莎草纸更好用的书写材质。于是，托勒密王朝的禁运令，实际上是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”，反而让莎草纸更快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　　随着古罗马文明的成长，羊皮纸成为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普遍使用的书写材质。到公元5世纪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，帝国故地陷入了漫长的文明衰退期，大量的技术成就散佚消失，但羊皮纸及其制造工艺则幸运地被传承下来，使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可能流传后世。

　　公元751年，中国(唐朝)与阿拉伯在中亚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，史称怛罗斯战役。中国方面由于雇佣军溃逃等因素战败，部分随军的造纸工匠被俘，中国造纸术由此经阿拉伯人传到西亚和欧洲。随着中国造纸术的传播，羊皮纸的应用范围开始缩小;尽管如此，这两种书写介质仍然并存了数个世纪。由于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习惯，在两种书写介质的“竞争”中，羊皮纸始终被认为具有“庄重感”而居于上位。直到18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，很多重要的文件和协议仍然有意用羊皮纸书写，以示正式和庄重。

　　直到现代，我们仍然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用羊皮纸书写的古代典籍。羊皮纸独特的质感，也时常成为书籍排版和艺术设计中常见的元素。从高档西餐厅使用的仿羊皮纸菜单，到PowerPoint和Adobe Photoshop软件里预置的羊皮纸背景，这种古老的书写材质，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　　羊肉改变中国料理“版图”

　　让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回中国。大约从公元1000年(北宋时期)开始，中国进入了一个羊肉消费的高峰。羊肉被认为是宫廷享用的珍品，相传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在位时，宫中每天用于烹饪的羊竟然达到了280只!

　　羊肉在这一时期的流行，可以归因于畜牧技术的发展，以及边塞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。自唐代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，带来了清真饮食文化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，中国清真菜在北宋时期已具雏形。这一重视并善于烹制羊肉的菜系，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羊肉在中国的流行。

　　传说在这一时期，与北宋对峙的辽政权，则发明了传承至今的涮羊肉火锅。辽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，其文化中有着很多游牧文化的元素，饮食往往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处契丹墓葬中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幅反映涮羊肉的壁画：3名契丹人身处穹庐之中，围着火锅席地而坐，正在涮食羊肉。这个明确的“图像证据”，为涮羊肉的起源提供了某种佐证。

　　相传公元13世纪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东征西讨，使蒙古军团总要面对很多需要迅速进餐的紧急时刻。快节奏的战争与蒙古人喜爱羊肉的习俗，以及军旅生活烹饪条件简陋等因素的结合，使涮羊肉成为一种流行的料理，乃至拥有了“蒙古锅”的昵称。大约在元末明初，经过改良的涮羊肉被引入清真菜，由此成为风靡全国的美味。

　　到了清代，全羊席的出现再一次促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飞跃。出于政治需要，清代统治者设计了这种中国最高规格的清真宴席，其礼仪规格仅次于最高级的满汉全席，而与全龙席、全凤席、全素席等高档宴席基本并列。全羊席使用羊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来制作，但所有的菜名中不出现“羊”字，且菜名多寓意美好，或出现与西域风情有关的词汇。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，使全羊席拥有了同时期绝大多数宴席所没有的文化内涵。

　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全羊席中的一部分菜肴，是清代中期“穷烹饪”(不计代价追求珍奇美食)的奢靡之风的一种折射。或者说，原本崇尚节俭的清真菜，因为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改变了风格。比如，全羊席甚至将羊的耳朵也分为上、中、下3段，分别做成不同的菜肴：羊耳尖做成“迎风扇”，羊耳中段做成“双风翠”，羊耳根则做成“龙门角”。这种选材独特的菜品，每一盘可能需要数十只羊，却几乎只起到炫富的作用，基本上只有“举国体制”方能长期负担。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，全羊席流传到民间，并根据市场需求而逐渐“进化”得更为“实用”，成为中国清真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全羊席对羊肉食材的探索，也为清真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甚至可以说，清真菜能够成长为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菜系，与对羊肉烹饪方式的探索有很大关系。

　　现代养羊业造福全人类

　　当中国人享用着美味的满汉全席和全羊席等一干奢华的宴席，沉浸在“天朝上国”美梦中的时候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羊正在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改变。在处于工业革命黎明时期的英国，将田园改造为牧场，以便为大工业生产提供原料的“圈地运动”，造成了“羊吃人”的历史悲剧。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，成为大型纺织厂里与织机“共生”的“零件”，使极少数处于“金字塔尖”的富人，完成血腥的原始积累。

　　发端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，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作为家畜的绵羊和山羊。世界各地牲畜品种的交流日益便捷，使更优秀的良种被培育出来并得到推广。不同品种的山羊和绵羊有了更为固定的“用途”，使人们能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肉、奶、毛皮、(山羊)羊绒等畜产品。当时间进入20世纪，现代机械和交通工具“加盟”牧业，更是让超大规模的放牧成为可能。于是，澳大利亚成了一个羊比人多出数倍的国家，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草原上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牧群。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生命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，更是让克隆羊等魔法一般的技术成为现实。

　　然而，在造福全人类的同时，现代养羊业也蕴含着些许隐忧。国际市场对羊绒的旺盛需求，使过度放牧山羊成为中国草原退化的因素之一。在意识到问题之后，我们却又因为对生态认知的片面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实施彻底的禁牧，以至于破坏了草原原有的生态循环，同样制约了草原复苏的速度。

　　新品种的羊在世界各地的推广，则使一些经济效益不佳的品种面临灭绝的危机。然而，那些经济性不佳的羊，或许有着尚不为人们所知晓的独特遗传特性，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育种的素材。如果任由它们消失，那么人类发展畜牧业的潜能，或许会因此而受限。

　　虽然人与羊已经“携手”走过了万年的时光，但对于羊的世界，我们仍然有相当多的未解之谜。（文/记者 马之恒）

　　注：本文部分资料由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、科普作家郭耕提供